十八大以来民族种业有哪些特别的改革

今年3月23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展览会上,中国“杂交水稻之父”86岁的袁隆平介绍了新育成的杂交水稻品种,引起了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领导人的极大兴趣。从涌入并占据国内市场的“外来种子”,到逆势崛起、收复失地的“本土种子”,再到昂首阔步走出国门的自主品种,以及雄心勃勃参与海外收购的中国企业。在过去的五年里,民族种业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过程。

种业是一个国家战略和基础核心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下决心发展民族种业,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了履行总书记的指示,在“十二五”期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部门、科研单位、种子企业等。全力深化种业改革,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深入推动民族种业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国家种业夯实了基础平台,竖起了支柱。总体目标和主要途径已经制定出来。开发框架和系统处于良好状态。工业要素和各种成就正在迅猛发展。这为“强大种子产业的梦想”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了一条独特的实践创新之路。

民族种业能否稳定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石,支撑农业转型升级的扭转?

“饭碗”不仅仅是饭碗的问题,也是种业的强势粮食问题。种子产业不仅是一个产业,也是一个农业大国的重要基石,是农业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的核心。

根据历史记载,当汉武帝在公元前112年摧毁南越(现在的广东)时,取胜的关键是控制它的两条生命线:一条是武器,另一条是种子。当时,南越缺乏铁,汉朝下令停止向南越出售铁。与此同时,南越缺乏种子,所以汉朝悄悄地油炸种子并出售。没有武器原料,种子就不能生长食物。到处都是饥荒。南越不战而败,被汉武帝消灭。

干枯的种子可能是一个国家垮台的导火索,这表明种子有多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确保粮食安全需要坚持种业安全。只有牢牢掌握种子产业的自主权,中国人才能把他们的饭碗作为盛中国的主要食物,这个饭碗才算安全。

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大的农业和最丰富的种质资源,我们还应该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农业科技和最具竞争力的现代养殖业。

责任比泰山更重要。在使命感下,危机意识更重。中国种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童年到成年的过程,逐步走向工业化和市场化。然而,不幸的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种子产业是在国际种子产业迅速发展和跨国公司在全球分销的时候开始的。国内种业市场放开后,国家种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跨国种业巨头的“外来种子”席卷而来,不仅震惊了国内种业市场,也警示了种业。

有些人把跨国种子产业巨头比作“航空母舰”,而国内种子公司则是“小舢板”。舢板和航空母舰的区别不仅体现在企业的规模上,还体现在科技创新和市场竞争的实力上。这也体现在科研体制、人才储备、管理模式和战略定位上。国外发达国家的种业经历了市场化进程

实现成为种业强国的梦想是民族种业创新和自我变革的关键选择。自2011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种子法》 《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三个文件。十二届全国人大把现代种业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全面修订《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坚持深化体制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完善“三管齐下”的法治保障,着力提升企业竞争力、品种创新和种子供应保障,为振兴民族种业敲响了号角.

制约民族种业竞争力的症结是什么?如何推进比“触及灵魂”更难的利益格局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种业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格局,这与过去五年种业改革的深化密切相关。在这一历史变革中,农业部作为种子产业的行政主管部门,有责任成为种子产业改革进程中最直接的领导者和最有力的推动者。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鼓舞了少数民族种农的心,启发他们思考:深化种业改革的途径是什么?深化种业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种业创新和农业生产的“两张皮”问题,突出种业培育的核心任务,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导地位,为种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农业部长韩长福对工业痛点和发展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

回顾前面的路,种业改革从号路上的第一块硬骨头开始,确立了种子企业的主导地位。然而,开始在当时是极其困难的。农业部种子管理局的同志们还记得,当“企业为主体”的方向和理念提出时,在行业内掀起了许多浪潮,特别是遭到了许多科研机构的强烈反对,甚至有些专家写了联名信。他们的理由听起来也很好。长期以来,我国育种创新的主要力量一直在科研院所。大多数技术、资源和设备也在科研机构。种子企业仍然没有权力承担重大责任。一旦出现问题,就会给粮食安全带来巨大的麻烦。

深化种业改革,不仅要有敢于自我革命的决心,还要有敢于冒险的勇气,短期内可能会经历一段痛苦的时期。然而,在问题导向的指导下,改革者反复调查论证,广泛征求意见,路径和思路变得更加清晰:建立市场机制是种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解决创新和生产“两张皮”问题的关键。成熟外国市场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对改革者来说,与其说是对改革智慧的考验,不如说是对历史责任感的考验和对改革勇气更准确的评估。

农业部以“坚持青山不放松”的顽强精神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和使命。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为日益壮大的民族种业企业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为支持企业育种创新,国家种子工程和生物育种能力建设项目先后投入近10亿元,引导企业建立商业化育种研发体系。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教育、再生产和推广一体化企业的研发经营和资产重组收入给予税收减免。农业发展银行加大了对种子企业的信贷支持,资本市场与种子企业的融合更加紧密。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农业部等六家

为了支持种子企业,科研机构是否像一些科学家担心的那样被“全面削减”,不允许从事育种?当然不会。相反,改革者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如何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使科研机构的资源“活下来”,这是改革中第二大难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激发创新活力的最有效途径是鼓励科技人员落实科研成果的权益。种子行业权益比例改革试点工作是一项含金量巨大的探索性工作。我们必须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形成共同推动改革的最大共同点。”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要求。

2014年,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蔬菜花卉研究所、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玉米改良中心四个单位开展种子行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权益试点改革。这项权益改革的核心意义在于“赋权利”。对科研人员在成果中的比例设定了最低限度,新品种权益比例不低于40%,育种材料比例不低于60%,远远高于当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不低于20%的规定。

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如果科学家同时担任党和政府职务,他们能获得权利吗?这违反党的纪律吗?为此,农业部创造性地提出根据岗位有无、单位资源配置权有无及其权力大小等因素将科学家分为四类,将“智力”和“权力”分开,形成“按岗位定性质、按类别管理”的试点改革政策,给科研人员“定心丸”,真正促进科研成果和人才流向企业。今年7月,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种子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改革试点。

如果前两大改革措施仍然局限于行业,那么第三根难啃的骨头正在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长期斗争。这是品种审批制度的改革。

品种审定制度实施30多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种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该制度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满足日益丰富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对新品种有更高的要求,以适应市场消费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面对区域复杂的农业生态条件和异常气候的频繁发生,从保障粮食安全和维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对新品种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导致了两种观点。以一些企业和专家为代表的改革激进分子认为,品种审批应该取消,一切应该由市场决定。另一批温和派认为,根据当前种业发展和育种研发水平,取消当前品种审批不合适,但有必要加大改革力度。尤其是在全国人大修改《关于做好现代种业发展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的过程中,这两种观点相遇得非常激烈。在《种子法》修订草案网上公开征集的8000多条意见中,绝大多数与品种审批制度改革有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审查品种审批制度时强调,必须考虑到实际国情、农业条件和种业发展阶段。2015年11月4日,修订后的《关于扩大种业人才发展和科研成果权益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被投票通过,品种ap

进入关键时期,深水领域的改革更加困难。最紧迫的问题往往是“最坚硬的骨头”,这涉及到比“触及灵魂”更难的利益游戏。在过去的五年里,在农业部的大力推动下,全国种业改革以壮士折断手腕的勇气和毅力啃断了一块块坚硬的骨头。一旦制约发展的制度发生变化,效率和效益就会以几何级数涌出。这种“额外”的创新活力是人们喜欢谈论的改革红利和制度成就。

种子产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带来了哪些有形的红利,企业的内部核心动力和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明天种业的新前景是什么?

新政策自十八大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提升了整个种业的发展信心:种子企业千帆种族,育种创新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正走向育种、增殖、推广一体化。尤其是一批有责任、有所作为的创新种子企业,对发展更有信心,内部核心力量更强。

“在国务院第八号文件发布之前,我们仍然有顾虑。现在文件明确指出,企业是商业育种的主体。我们有信心、有方向、有信心满怀信心、大胆地投资于科学研究。”袁隆平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秀宽感慨万千地说道。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增加研发投资。2015年,50大种子产业投资13亿元进行研发。“中国种子集团每年在研发上的支出超过1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0%以上,这与跨国公司研发支出的比例基本相同。”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龚雪告诉我们。在中国种子集团武汉光谷科技中心分子育种实验室,基因组育种部主任周发松博士向我们介绍说,研发中心初步建立了SNP芯片检测平台和全基因组选择育种系统,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水稻全基因组育种芯片。

改革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放手”,但放手并不意味着放手。当无形之手的失败导致市场行为失范时,政府高举法治之剑,掀起风潮,从外部环境为行业发展提供保障。

“从收获非法种子到获取证据并封存它们,再到立案结案,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北京黄金农业和中国种业权利保护办公室主任王海洋在谈到之前的权利保护时哀叹道,他真的“负担不起”,而且“现在这种保护正在加速”。早上,他举报了侵犯企业牌照的行为。下午,工作队赶到现场调查并获取证据。一旦抽样检查的结果有了,案件将在核实后立即归档。”王海洋提到的变化完全是由于针对种业的防伪行动。从2013年开始,农业部会同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起了一场打击假冒种子和保护种子权利的专项运动。利用媒体揭露非法企业和问题市场,公开调查和处理结果,形成全社会打击假冒伪劣的高压局面,有效遏制买卖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我们将坚持防范和查处违规行为,如违规行为,发现一个案件就进行查处。我们不会给侵犯权益、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分子任何机会。”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吴晓灵说。

同时,农业部建立了全国种子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平台,委托中国

这些优惠政策展示了广阔的蓝海市场,吸引了许多社会资本参与竞争。五年来,种子企业兼并重组布局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中信集团投资27.9亿元收购龙平高科技,中国农业发展投资12.6亿元收购山西鲁豫等8家种子企业。到2015年底,全国将有4660家特许种子企业,比2011年下降46%,多、小、分散的企业状况将得到明显改善。注册资本超过1亿元,达到200多万元,是2011年的两倍多。中国有9家企业在主板和创业板上市,20多家企业在新三板上市,总市值超过1000亿元。

今年,中国化工集团计划以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是中粮控股收购荷兰Nedra后,中国企业开拓国外种子市场的又一重大事件。在内部发展的强大拉力和外部环境的不断推动下,一批种子企业稳步转型,抓住了国家种子产业发展的指挥棒,深化改革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一步,我们走得如此坚定。

经过几年的改革和发展,少数民族能赶上外国大公司吗?民族种业作为“中国饭碗”的基础稳定吗?

确保“中国菜”依赖于“中国种植”

”我从2009年开始种植玉米,一开始用的是“仙玉335”的种子,但现在,一万多亩土地被“良玉99”所取代。辽宁省昌图县鲍莉镇的一位大型谷物种植者张强告诉我们,“起初,我也不相信。国内种子能比国外种子好吗?2012年,首次种植了600亩。结果表明,我国品种对叶斑病和倒伏有抗性,我对它们都进行了改良。”

“目前,我们自主培育了85%以上的玉米品种,87%以上的蔬菜品种,所有的水稻和小麦都是自主品种,真正实现了‘中国主要以中国品种为粮’。”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局长张秋艳说。

多年来,突破性优良的新品种不断涌现,民族种业的“失地”正在恢复。以京科968、龙平206、麦基22、百农AK58等为代表的玉米和小麦品种。种植面积超过1000万亩。育两优1号、登海605等亩产潜力超过1000公斤的水稻和玉米品种已经培育和推广,丰垦139、德育919等一批适合机械化的新品种已经出现。国内品种优势进一步巩固。外国品种的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水稻、小麦、大豆和油菜都是独立选择的品种。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的国有化率达到95%以上,蔬菜的国有化率达到87%以上,玉米的国有化率达到85%以上,自主开发的一批突破性和初期品种的国有化率有很强的增长势头。

多年来,种业的科学研究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基础科学研究的雄厚实力为种子产业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到2015年底,国家公共研究机构和种子企业已经"脱钩",实现了"两个分离"。这些研究机构在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公共研究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中美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在一些主要品种中,打破了制度壁垒、学科界限和壁垒,在科研机构和种子企业的共同参与下,成立了一个主要科研和改良品种研究联合会。以四大粮食作物为主线,坚持问题导向,解决了实际生产中对主要品种的需求。目前,玉米通过机械收获谷物品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豆通过注重高蛋白食用品种取得了明显的成就。鉴定了6627份玉米和4450份大豆育种材料,获得一批优良的玉米和大豆种质资源

多年来,中国农业种子供应能力日益增强,种业已成为粮食安全的坚实后盾。加快国家种子基地建设,以海南、甘肃和四川三大国家种子生产基地为重点。种子生产基地逐步集中在优势地区,生产条件不断改善。2015年,经国务院、农业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海南省政府批准,联合发布《种子法》,划定26.8万亩南方育种研究育种区,纳入基本农田永久保护和使用控制,成为南方育种基地建设的重要里程碑。甘肃省张掖市西北种子生产基地,精量播种、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占种子生产面积的80%以上,综合机械化水平达60%以上,集中连片大规模种子生产达30多万亩。大规模、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基地已经初具规模。种子质量稳步提高,种子使用安全更加可靠。主要农作物种子抽查合格率每年保持在97%以上,企业抽查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保证了种子供应的数量和质量。

面对十三五规划,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发展现代种业”纳入十三五规划提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现代种业,实施种业自主创新重大项目。《种子法》明确提出要以实现种业自主为核心,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突破人口多、缺水少的瓶颈制约,走高产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加快发展现代种业做出了具体安排。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观指导下,民族种业将继续在深化改革中寻求发展,在自主创新中取得突破,广阔的前景指日可待。

改革创造中国农业传奇,创新推动民族种业崛起。“十二五”期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民族种业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民族种业”的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民族种业以梦想为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了不懈努力。